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

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

在政府治理体系中，从纵向上看，平安建设需要各个治理层级上下联动。该条例第3条规定了政法机关的范围，包括党委政法委、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出发提出和阐述平安中国建设。例如，在西方法哲学中，秩序通常被理解为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关于什么是天下太平，古代先贤从多元视角描述了天下太平的基本标志，立体化地阐释了太平之世的丰富内涵。

第三，完善社会稳定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如前所述，平安中国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明确提出的。与禁忌中的标准性共识一样，行为模式也给人类的法律行为提供了界限。

那么，界限如何带来良知和责任呢?这是通过人们在遵守或违反禁忌之后的内心反应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普芬道夫才对义务作这样的定义：‘义务是指：基于责任，人的行为与法律的命令相一致。因而，社会控制的核心就转化为如何有效地引导和利用那些合秩序的倾向，同时对那些反秩序的倾向进行抑制。(36)普芬道夫的这一论断，恰好向我们揭示了良知得以形成的经验基础。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任何禁忌体系都伴随着一套报复的威胁。⑩德国学者普芬道夫指出：具有互助性的人类却有很多恶习，并且具有强大的伤害能力。

进入专题： 自我克制 良知与责任 团体性共识 秩序模型 。其实，更接近本质的描述是：没有一个共识体系，人类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一个具备良知的人，会对公共规则感到敬畏，良知就如同住在他内心的一个超自然法庭——康德说，良知很像影之随形，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41)——在它的作用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让自己积极地做出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并尽力避免规则所禁止的行为。后起的法律将这一套保障机制完整地借鉴过来：一方面，通过在法律规则中设定法律后果的方式，来告诫和警醒人们，遵守或违反规则，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勒庞指出，尽管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很大，但在本能和情感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些方面，最杰出的人士并不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12)。人们相信危险并用它们来强迫他人，也唯恐自己行为不当而招致危险。在很多地方，人们还认为女子的通奸行为会让她的丈夫陷入某种危险。可以说，在抑制人的本能这一问题上，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涂尔干将这些共识表述为共同感情或集体意识。这意味着，良知并非理性动物天生具有的，很大程度上，它更多地源于人类的经验。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禁忌这一社会控制形式作简要交代。二是如果做了会有什么后果。

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何以在一种更弱的制裁威胁前，人们还是会遵守禁令?可以说，这正是禁忌给法律的第一大贡献。以通奸禁忌为例，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此类禁忌，我们会发现其间存在着两类共识：一是对通奸行为的共同谴责，也即反对通奸。滕尼斯也强调，在人的意志里，天生地会对某些事物或活动充满兴趣，而这些源自先天的兴趣也就是人的本能(13)。众所周知，在中外法律思想史上，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回答：在价值法学看来，法律是自由、公正等价值原则的现实体现。德国学者普芬道夫指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知道怎样给自己的主张以确定和无可辩驳的理由的人，被认为是有正确良知的人。在由良知为出发点的律法中，任何对它的破坏都将使人产生罪恶感，它们一直被视为当然地相传下去(35)。

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在那里，社会的理想秩序是由时刻威慑着冒犯者的危险意识守护着。某些事情必须回避，某些行为必须避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各种禁令，而不是道德或宗教的要求④。

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本能不断抑制的过程。这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

最典型的体现是，对于破坏规则者的制裁手段，不再是超自然的或神圣的，而是实在的和物理性的，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家制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关于法律的不同界定，并非截然对立。

前文已提到，在人的本能中，既存在合秩序的一面，也存在反秩序的一面。然而，对本能的抑制并非一蹴而就，它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程。否则，社会秩序便难以建立。可以说，构成法律秩序的这三个要素，都可以在禁忌体系中找到。

应当说，所有这些可能的风险，都足以起到对人们通奸倾向的有效抑制——考虑到这些族群生存环境的恶劣，上述任何一种威胁，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为了消除这种企图，那些触犯禁忌的人们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当他们从事带有报复性质的赎罪行为后，惩罚才能消除。

正因如此，伽达默尓才强调，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11)。而在法律中，除消极的禁止性规范外，还包括积极的义务性规范，以及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空间的授权性规范。

在法律秩序中，人的行为要实现规范化，首先必须有行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行为模式。我们不妨来看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通奸禁忌。

除非等到你反省自己内心，感到自己心中对那种行为发生一种谴责的情绪，你永远也不能发现恶。弗洛伊德提道：一位无辜的触犯者，他可能仅仅因为食用了被禁食的动物，便陷入极端的精神不安，在预期死亡的阴影中，他终于因恐惧而死。这种人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良知。在这些本能中，一部分是先天于社会秩序有利的，例如爱、怜悯之心、合作倾向等。

休谟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做出合理、恰当的行为时，他的心理感觉是快乐的。在禁忌体系中，违反禁忌的结果，通常是某种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惩罚。

禁忌是被人类所最早采用的控制本能的方式。从社会心理来看，禁忌培育了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这是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心理支撑。

(26)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206-207页。(55)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16-117页。